对于这一偏离事件正常发展轨迹的偶然后果，应当对私有财产权主体提供某种补救措施。

其二，七五宪法第15条和七八宪法第19条皆规定由中共中央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因此，要正确理解和清晰认知现行宪法中的党的领导，必须先对现行宪法中的党的领导规范予以类型化分析。

相较于其他的合法性证成途径，此举显然更加符合现代法治国家的根本逻辑。三、宪法史视角下的党的领导规范 现行宪法中的党的领导规范体系是在宪法变迁的过程中长期累积而成的。需要说明的是，运用刑事手段打击破坏党的领导行为，应谨防刑法的工具化倾向以及打击范围的不当扩张。3.党的领导与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之间的关系 如何协调好党的领导同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后无法回避的问题。若以七八宪法第23条为据进行体系解释，还可发现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提议内容只有任命而不含罢免，与七五宪法中的提议任免有所不同。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的特征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国体条款对于我国国家性质的表述落脚于社会主义国家，同样间接传达了党的领导的规范意涵。2018年宪法修改之前，党的领导虽在宪法序言和国体条款中有所体现，但在宪法条文部分并无带有直接规范性的规定。此项有限的行政被告制度供给侧改革的优点显而易见：一是有利于鞭策复议机关认真对待行政复议案件，防止复议机关为了避免当被告而一概维持原行政行为。

各职位类别的适用范围由国家另行规定。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这里提出行政复议方法创新若干建策，以提升行政复议的规范性、效率性和公正性。[11] 行政苦情是日本行政法学概念，特指行政相对人受到违法侵权的行政行为轻微伤害，在不便、无须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情况下，可提出申请由行政商谈员介入进行简便易行的行政苦情调查处理，效果明显，社会接受度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参考借鉴。

[6] 这是因为，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与被申请人的被诉行政决定实际上是做出了相同的事实判断、依据相同的法律规范、做出了相同的依法裁断，二者完全竞合了，既然后者要当被告，当然前者也不能置身事外、责不上身，也得当被告。根据本法，对于具有职位特殊性，需要单独管理的，可以增设其他职位类别。

[2]笔者的基本意见是：此项制度的创设是研究者和立法者在经过调研后思考、权衡利弊所作出的制度选择。其基本和常见的形态是法律原则，大量存在和表现于一部法律文本的第一章总则中。经过多年试点探索逐渐形成如下一种深化改革思路（笔者也持这种意见）：可通过修法正式确立行政复议委员会制度，其审理议决机制须要科学设计、完整建构和立法保障。摘要:  我国《行政复议法》在修订过程中，行政复议机制创新和方法创新的意义重大，前者涉及复议机关做被告的机制如何进一步完善，行政复议调解机制如何更具规范性和操作性，如何完善协调、信访、复议、诉讼转换机制，如何完善申请辅助、申请支持的保障机制，如何完善行政复议指导、监督和问责机制，这些都非常重要且不易。

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一些地方（如江西等地）此前进行的类似转换探索经验值得认真研究。公务员职位类别按照公务员职位的性质、特点和管理需要，划分为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和行政执法类等类别。注释: [1] 早期较为集中的论述参见周汉华主编:《行政复议司法化:理论、实践与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当然，修法后如采行完全独立的复议委员会制度，复议委仅是中立裁决者，不再是上级行政机关的角色，此争议问题当可顺理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16条规定：国家实行公务员职位分类制度。

人的问题的解决，有助解决法的问题，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旨在更多共识、更加合理、更易操作的这两款规定，有助于纠正维持会现象，须要全面认知、深入理解、正确施行。

杨海坤、章志远著：《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18] 经修订后于2019年5月15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5条规定：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应当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遵循公正、公平、合法、便民的原则。笔者认为，只有通过方法创新，在修订后的新法律文本中对行政复议结案方式作出符合现代法治要求和行政复议实践要求，更加丰富化、弹性化和类型化的制度设计，才能保证行政复议制度规范符合行政系统运行的效率性、灵活性和服务性等特点。为从制度上妥善解决维持会弊端，促使行政机关更认真地依法开展行政复议，2014年修改《行政诉讼法》之前，笔者曾带领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在修法建议稿中提出两种备选方案。这也可为明确地依法设立组织完全独立、作为解纷专责组织的行政复议委员会，打下复议权力重新配置的新基础。调解书应当载明行政复议请求、事实、理由和调解结果，并加盖行政复议机关印章。

其次要解决行政复议调解的调解主体问题。笔者建议，这次修法对于行政复议场地的科学化、便民化和温情化以及其规范化和现代化建设，应当增设条款予以更多重视，做出软硬件有效衔接的合理制度安排。

四是法院可以通过司法监督复议机关来更好地督促原行政机关履行生效裁判。方案一是：复议机关应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成为共同被告，[4]在试点推行复议委员会的地区（这种复议委员会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实为复议机关的专业助手角色），还可将复议委员会引入成为第三人。

除此之外，法律对于行政赔偿和行政补偿纠纷之调解并不禁止，行政机关对于赔偿和补偿方式、范围具有充分的处分权力，可与行政相对人协商解决。《实施条例》第50条，比较完整地规定了行政复议调解制度。

[7] 参见莫于川主编：《建设法治政府需要司法更给力——行政诉讼法修改问题研究及专家建议稿》，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第66页。当然，如果复议机关为了不当被告，毫无原则地完全满足复议申请人的一切诉求，这也会损害法治权威和公共利益，因此，也要防治此种潜在的弊端。进入 莫于川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行政复议机制 行政复议方法 规范性 效率性 公正性 。因为，对于裁量性行政行为而言，实际上法律已授权行政机关在裁量空间范围内可自主作出决定，具有一定的处分自由，在自主处分的裁量空间内与行政相对人协商达成妥协并不违法。

相比之下，复议法并无这样的审理依据规定。从理论上讲，调解是以争议双方或多方对各自的权益有权进行处分为前提的。

当然，如果今后确立了独立的行政复议委员会体制，此处规定的调解工作主体则为行政复议委员会。由于条理法是从法律生活中概括出的法学概念（类似于实体法、程序法、制定法、自然法、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等高度抽象的法学概念），它多面向地广泛存在、多领域都富有功用，它先在于实体法和程序法，指引着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建构运用，特殊条件下直接发挥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范作用。

例如，笔者多次到台北市等地诉愿委员会参观考察，深感其科学化、便民化和温情化的诉愿场所设计，能够创造出一种有助于争议解决的氛围，或可使得当事人会心一笑、缓解紧张、轻释敌意、多感善意，能够促成和放大复议工作人员（主要是诉愿委员也即复议委员、复议官）的调解工作效果。当它不能满足这个目标的时候，法律就其自身而言就失败了。

行政复议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字，即具有法律效力。（三）行政复议场地的科学化、便民化和温情化 制度运行系统的良善有助于制度保障内容的实现。其他内容是指：（特殊条件下的）社会公德+当地习惯+社会共识。如果修法后正式设置了独立的复议委员会，确定了由复议委员会独立做出复议裁决的新机制，由其专门承担基本的行政复议职能，那么作为完整行使复议解纷职权的中立裁决者，行政复议委员会当然可以不当被告，这也符合基本法理和国际通例。

实施行政强制过程中应坚持教育与强制相结合的原则（《行政强制法》第6条）。外商投资企业或者其投资者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通过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申请协调解决。

此外，现行行政复议法律制度中，行政复议责任分配和追究机制远不完善、不合理、不严密，主要成因在于人们的认识不够全面、深刻。在本拟同步进行的《行政复议法》修订工作意外滞后的情况下，利用《行政诉讼法》修订机会所做此项制度创新，可以算是面对长期遗存难题先行作出的关涉行政复议法制的供给侧改革，实施过程中有一些思想认识偏差和制度运行偏误是难免的，特别是一些后续跟进配套制度不甚符合立法原意而难免放大负面效应、增加应诉成本，更需要透过修改《行政复议法》加以完善，简便妥适根本的举措可能是设置独立的行政复议委员会并承担基本的行政复议职能。

在现实行政复议实践中，对行政争议的复议调解持完全否定观点的人认为，行政权源于立法的授予，是一种执行权，对行政机关而言既是职权也是职责，因此行政机关必须严格依法律行政，没有任何处分余地。其他一些研究团队和实务部门同志也提出了类似意见和建议。